决裂

在经过一段火热的阶段后，两人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随着荣格陷入到对象征、神话宗教文献以及玄学的狂热兴趣和研究中――也正是这一研究中，荣格开始发展出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理论――荣格性格中独立的一面越来越浮现出来。而弗洛伊德似乎要迫不及待地指望在荣格面前维护他已意识到的并不稳固的绝对权威。于是，两人间的冲突不再只是理论上的分歧了，还增添了两人性格上的冲突。

1911年9月弗洛伊德与荣格妻子埃玛的谈话象征性地表现了这一点。

弗洛伊德说，他的孩子已长大，他的婚姻生活已得到报偿，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只有等待死亡。埃玛回答，作为一个“伟大男人的子女而又能泰然处之”很不容易，特别是作为弗洛伊德的孩子更是如此，因为他所表现的作为父亲的那种威严特征相当突出。埃玛向弗洛伊德建议，应该处理好孩子与他之间出现的麻烦。后来埃玛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写道：“别怀着父亲那样的感情去看待卡尔•荣格……应该象普通人对待另一个人那样，他像你一样，得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完成了他想做的事。”

这段时间的荣格，正在写作《变形的象征》这一重要著作。写到书的最后一章《代价》时，他却不得不暂时中止了写作，当心绪紧张到无法抑制时，他甚至无法握住他一直使用的那支略显笨拙的自来水笔。因为他清楚意识到在此书中公开自己的观点，很可能意味着会失去弗洛伊德的友谊。“是应该不把我自己的观点公开表露呢？还是置对我来说是如此重要的工作而不顾呢？”荣格陷入无法排遣的忧虑中。如果说，不愿同弗洛伊德决裂的抗拒力对荣格来说是非常强烈的话，那么冲破他的无意义的束缚，确信自己的观点正确，而相信弗洛伊德的理论是错误的那股力量慢慢地击退了一切犹豫。他又提起笔继续写这至关重要的一章。他越写越多，然而心情沉重――预感到弗洛伊德决不会接受他对于乱伦问题所作的解释。

紧接着出现了另一件事。弗洛伊德在克伦兹里根停留两天，希望与荣格见面。但荣格却让弗洛伊德白白等了两天。或许荣格已清楚地意识到他对弗洛伊德的背叛，因此担心不论他做出何种解释，同弗洛伊德的一场真正的决裂已无法避免，这种决裂是他所希望的，他日渐明白这就是自己成长所要付出的代价。但又使他深感痛楚不安。

对荣格来说，实际生活中的重大时刻终于降临了。他的著名论文分两部分发表了。弗洛伊德从中嗅到了文中“离经叛道”的味道。已经经历了一桩又一桩的背离行为的弗洛伊德又一次陷入苦恼之中。1912年6月13日，弗洛伊德写信给荣格说，不必因为理论上的分歧而影响个人之间的关系，这封信暂时使两人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

然而，荣格此时已经不能接受这种暂时的妥协了。要求独立的他对弗洛伊德的权威发起了挑战。

1912年9月，荣格再次到美国讲学，并赢得热烈的反响，这坚定了荣格加速同弗洛伊德理论对立的信心。在演讲中，荣格虽然一方面仍然对弗洛伊德的勇气胆量以及执着、恒心，表示由衷的敬佩，但同时也进一步提出并阐述自己的理论。他批评弗洛伊德的性理论是太狭隘了，他认为里比多的概念必须重新加以界定。另外，荣格猛烈抨击回返婴幼儿期的理论。荣格认为导致病因学意义上的冲突主要发生在现在，而不是弗洛伊德所强调的是在过去。

1912年的这次美国之行，进一步扩大了心理分析运动在美国的影响。然而荣格的努力却是建立在与公认的弗洛伊德理论相偏离的前提下的。

1912年11月在荣格提议下，两人见了一次面。在经过较长时间的交谈后，弗洛伊德相信自己和荣格间的所有矛盾已经解决。他认为自己选中的皇储已经放弃了任何想逊位的念头。然而就在一次午餐快结束的时候，发生了弗洛伊德的第二次昏倒。这次“癔症性晕厥”或许是由于弗洛伊德无法正视荣格背叛自己的可能性；或许是他看穿了荣格与他决裂的决心。总之，事实证明了两人间的决裂已经事在难免。

1912年底的通信引发了两人的最后决裂。荣格在一封信中写道：

“恕我诚恳地对你直言，如果你并不反对的话。我得承认，对于你，我的感情是矛盾的。不过，我还是愿意坦率地，开诚布公地表明我对咱们间一些问题的看法。如果对此有所怀疑，对你将是极大的不幸。不管怎么样，我得说，你用对待你的病人那样的方式来对待你的学生本身就是一大错误。这样一来，你所指望而且造就的不是奴性十足、盲从的儿子，就是轻率浅薄的小人。我确实十分客观地看穿了你玩弄的这种小小伎俩。你在你的周围到处施加个个影响，使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降低到儿女般的地位。他们不得不痛心疾首承认自己的疏忽和过失以及生命的卑微。而你却旁若无人稳坐在父亲的高座上。出于绝对顺从献媚，没有谁敢于公然对告知，甚至哪怕是对你上一次向病人所说的话表示怀疑，他们没有勇气去对分析者进行分析，只是满足于被别人分析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有谁敢这样做，你肯定会这样问他――是谁得了神经症？

你看，亲爱的教授，如果你以此来对待我，我对我的所作所为压根儿满不在乎，同我的弗洛伊德兄长的犀利而令人畏惧的目光相比，它们断然暗淡无光。”

我们看到，此时的荣格早已不再是甘心情愿笼罩在弗洛伊德羽翼下的荣格了。羽翼渐丰的荣格不愿意再受到弗洛伊德的荫护。他需要走自己的路了。这正如一个孩子长大了，要独立了，他不再依靠父亲。相反地，他为了摆脱父亲的控制，他不得不做得绝情一些。

弗洛伊德对于荣格用这样的口气深为不安，觉得蒙受了耻辱。在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中他写道：“你断言，由于我滥用心理分析，使我的学生处于一种孩子般的依附地位。对于他们的这种幼稚行为，我本人要负责任。正是基于这种推断，你得出了你自己的结论。我不愿对此作出任何判断，因为涉及一个人的这种判断是很困难的事，而且，这种判断也不能使任何人信服……在维也纳，我早已习惯于来自反面的指责，这就是说，我对我的学生的分析和观点，并不那么感兴趣。”

1913年3月，荣格给弗洛伊德只写了一封信。3月27日弗洛伊德写给阿伯拉罕的信中说“我对他已经感到失望，也不再有任何友谊而言。对于我来说，他的荒谬的理论并不能只归咎于他那难以令人相处的秉性。”不过，一直到1913年晚些时候，弗洛伊德和荣格两人仍在努力不使个人间意见的分歧影响他们在共同事业上的联系，以免导致完全决裂。弗洛伊德乐观地认为，尽管彼此间的不和现在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而且确已损害了他们个人的联系，但是恢复过去曾有过的合作也并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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